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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起致人死亡的搶劫案，第一被告人在一審判決中被判處死刑，在二審判決中，被法院改判死緩。由此導致被害人親屬不服且持續(xù)上訪。
在被害人親屬眼中，此案是又一起“李昌奎案”：第一被告人是刑滿釋放人員，在搶劫過程中殺人，然后焚尸滅跡。雖然法院判決被告人承擔巨額民事賠償責任，但被告人無賠償能力，被害人家庭未獲得一分錢賠償。
人沒了，又沒獲得任何賠償，被害人親屬因此對改判充滿憤怒�！袄畈浮痹賹徍螅缓θ擞H屬看到了希望，因為該案由廣東法院判決，他們在上訪中將該案貼上了“廣東版李昌奎案”的標簽，想討個說法。
受害人被刺死后又被焚尸
個頭不高的湖北監(jiān)利縣人周來鳳來北京做家政服務已經(jīng)5個月了。幾年前的一天，當她哥哥周飛龍的手機撥不通時，她沒想到這竟會改變一個家族的命運。
2008年10月22日，周來鳳的弟弟周飛虎患了重病，去深圳投奔哥哥周飛龍。2008年到深圳打工的周飛龍，花了兩萬多元買了一輛小面包車，幫別人拉貨掙錢。那天早上，周來鳳給周飛龍發(fā)短信，問弟弟的病情，兩人有來有往，但哥哥突然就沒回短信了。周飛龍回的最后一條短信仍然保存在周來鳳的手機里，時間是9時38分。
“我有不好的預感，于是就打他電話，但沒人接。”周來鳳說，一直到11時許，電話才打通，那邊是一個陌生的聲音，對方很不耐煩地說，你哥哥在高速路上，不方便接電話。周來鳳要求由哥哥接電話，但電話突然被掛斷了。
周來鳳趕緊與嫂子龔麗梅取得聯(lián)系，龔也在深圳打工，她與幾個老鄉(xiāng)迅速到派出所報警。即使心里作了最壞的打算，他們也沒料到就在他們報警的時候，周飛龍已經(jīng)被刺死了。
2008年10月23日凌晨，有人開車經(jīng)過深圳龍馬新村，看到路邊的水溝里有東西在燃燒，從火光中隱約可看到是一只人的腳，于是馬上報警。家屬很快得知，遭遇這一慘劇的正是周飛龍。
周來鳳說，慘狀令她永生難忘：“我們?nèi)フJ尸的時候根本就不敢確認那是我哥的尸體，因為已經(jīng)被燒得面目全非，就只剩下皮鞋商標和皮帶卡子的牌子，全身無一處能辨認�！�
案件很快得以偵破，周飛龍是被湖北人唐海燕和徐仁階殺害的。警方查明，第一被告人唐海燕，生于1974年，是刑滿釋放人員。早在1994年，唐海燕就因犯流氓罪、搶奪罪，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，2003年才刑滿釋放。
另一被告人徐仁階生于1961年，無業(yè)。
2008年10月8日，唐海燕和徐仁階已實施過一起搶劫，搶得一輛捷達車和一部手機。他們強行讓受害人吞服安眠藥，然后將其扔在深圳龍山墓園附近的草叢中。
其后，兩人又預謀搶劫面包車獲利。10月22日9時許，徐仁階到龍華影院，說要拉貨，找到了正在這里等活的周飛龍。上車后，按照計劃，徐仁階給唐海燕打了個電話。車到龍華街道玉翠新村后，唐海燕上來，坐在副駕駛位子上。
兩人很快實施了搶劫：徐仁階從后面勒住周飛龍的脖子往后拖，唐海燕在前面幫忙。拖到后排后，兩人把周捆了起來，然后唐海燕開車，徐仁階搜周飛龍身上的東西，結果搜出一張銀行卡，他們要求周飛龍說出密碼，周飛龍不停掙扎。唐海燕拿出事先買好的水果刀捅到周飛龍的脖子里，周飛龍因左右頸總動脈斷裂致失血性休克死亡。
當晚，兩人將周飛龍拋尸龍馬新村附近的水溝。23日凌晨，唐海燕回到拋尸地點，把帶來的兩瓶汽油澆在尸體上，然后點火焚尸。
此案一星期內(nèi)即得以偵破，2008年10月28日，唐海燕和徐仁階被抓獲。30日，兩人被刑事拘留。
中院判處死刑，省高院改為死緩
對于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一審判決，家屬沒有異議。
2009年9月22日，深圳中院出具一審判決書。
深圳中院認為，被告人唐海燕、徐仁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，結伙兩次以暴力手段劫取他人財物，致一人死亡，其行為構成搶劫罪。兩被告人經(jīng)事先預謀、分工負責，事中均積極實施對被害人的搶劫行為，起主要作用，均為主犯，應按照全部犯罪處罰。
在庭審中，辯護人稱，唐海燕在歸案后向偵查機關提供了同案人徐仁階的聯(lián)系電話和大概的住址，有重大立功表現(xiàn)。
但深圳中院的判決書顯示，這一辯護意見未被采納，“唐海燕作為本案主犯，有義務如實供述其所知的同案人的基本情況、犯罪事實，包括同案人徐仁階作案時的聯(lián)系方式、住址。故唐海燕向偵查機關提供的徐仁階的聯(lián)系電話、住址，屬如實供述的范圍，不是協(xié)助公安機關抓獲同案犯的立功行為�！�
這一點，是深圳中院與后來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判罰時所出現(xiàn)的最大分歧。
深圳中院認為，唐海燕在搶劫中，用水果刀捅進被害人頸部，直接導致被害人死亡，其后又提議并親自焚尸滅跡，其行為充分表明其主觀惡性極深和對他人生命的漠視，應依法嚴懲，其雖歸案后如實供述其犯罪行為，不足以從輕處罰，因此判處死刑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。
徐仁階則被判處無期徒刑。
對于周飛龍親屬附帶民事訴訟的訴求，法院判處唐海燕、徐仁階賠償原告人民幣82萬余元。
一審判決后，被告人及受害人家屬均不服，提出上訴。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受理后，依法組成合議庭，于2010年6月10日在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了此案。
廣東省高院2010年11月5日出具的二審判決書顯示，廣東省人民檢察院的出庭意見是：一審判決認定的基本事實清楚，證據(jù)充分，定性準確，量刑適當，審判程序合法，上訴人的上訴理由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(jù)，建議二審法院駁回上訴，維持原判。
然而，二審判決采納了一審判決中未被采納的辯護意見，廣東省高院的判決書認為，“上訴人唐海燕在兩次作案時，提起犯意，分工搶劫，并準備作案工具，持刀捅刺被害人，致人死亡，且在致人死亡后拋尸、焚尸……其罪行極其嚴重，本應依法嚴懲，鑒于其歸案后，帶公安人員指認同案人的住址，有協(xié)助抓獲同案人的重大立功表現(xiàn)。故對其判處死刑，可不立即執(zhí)行�！�
省高院由此撤銷了深圳中院對唐海燕的量刑部分的判決，改為判處其死刑，緩期兩年執(zhí)行。對于原告提出的提高賠償金額的民事訴求，省高院判決認為無法無據(jù)，不予采納。
我要為哥哥討個說法
周來鳳說，廣東省高院的二審判決，沒有通知受害者家屬出庭，判決書也是郵政部門送達的，家屬對此極其不滿。
周來鳳說，廣東省高院在未通知受害者家屬的情形下開庭，并在受害者家屬未得到一分錢賠償?shù)那闆r下改判唐海燕死緩，“改判欠公平、公正、公開，我們不服！”
周飛龍是這個農(nóng)村家庭的頂梁柱，他被害后，留下一雙年幼兒女，當時女兒10歲、兒子5歲，需要贍養(yǎng)的父母也已年過五旬。他出事后，妻子龔麗梅改嫁，由于改嫁后新家庭有3個小孩，龔麗梅并無余力撫養(yǎng)留下的兩個小孩，這個家庭因此陷入了極大的困境中。
周來鳳說，侄女已經(jīng)初三了，哥哥周飛龍生前的愿望，就是要讓子女多讀書，跳出“農(nóng)門”，但現(xiàn)在，學完義務教育階段后，侄女很有可能因交不起高中學費而輟學。
這個家庭經(jīng)反復爭取后，獲得了廣東省高院申報下來的5萬元司法救濟款。但周來鳳說，這點錢，根本沒法安慰這個痛苦的家庭。
雖然已經(jīng)嫁出去了，周來鳳卻成了這個家庭最執(zhí)著的上訪者，她來到北京，一邊做家政服務養(yǎng)活自己，一邊堅持不懈地“伸冤”。
她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，她的訴求很簡單：“要么就是殺人償命，要么就是給錢。不論如何，我都要為哥哥討個說法。為了他的孩子，我不能放棄。如果就這樣放棄了，我會遺憾一輩子的�！�
法院改判依據(jù)是否成立
記者與廣東省高院負責審理該案的法官林葵生取得了聯(lián)系，他拒絕就此案置評。
廣東省高院一位對此案有所了解的法官也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，其不愿對此案表達具體意見，但表示，對于此類案件，確實可能會出現(xiàn)不同的法官判決結果會不一致的情況。
該法官表示，雖然現(xiàn)在強調(diào)“少殺慎殺”，“但情節(jié)特別惡劣，罪行特別嚴重，我個人覺得罪不可赦的，我不會找理由，會判死刑”。
這位法官說，對于被告人是否立功，如果存在異議，主審法官應當找公安機關認真核查相關細節(jié)，經(jīng)辦的警察也肯定會知道真實情況，有時候，深挖一下，認真核查一下，可能就是另外一番天地。“作為一個法官千萬不能馬虎”，犯罪嫌疑人交代的東西，要看細致，不能為了少殺慎殺，表面上看有利于被告人的情節(jié)就采納了，這實際上是失責�！白鳛橐粋�法官，馬馬虎虎是不可原諒的”。
在記者采訪中，有人認為，廣東省高院判罰不正確，因為根據(jù)最高法院《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》第五條規(guī)定：“犯罪分子提供同案犯姓名、住址、體貌特征等基本情況，或者提供犯罪前、犯罪中掌握、使用的同案犯聯(lián)絡方式、藏匿地址，司法機關據(jù)此抓捕同案犯的，不能認定為協(xié)助司法機關抓捕同案犯�！�
在唐海燕案中，深圳市中院就認為，唐海燕在歸案后，提供的同案人徐仁階的電話為徐案發(fā)前后一直使用的，提供的住址也是徐的經(jīng)常居住地點，而非事后專門的藏匿地點，因此，對辯護人認為的重大立功表現(xiàn)辯護意見沒有采納。
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教授顧永忠則指出，《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》頒發(fā)于2010年12月22日，而廣東省高院的判決是在2010年10月5日，因此，廣東省高院只能適用頒布于1998年4月的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》。該解釋第五條規(guī)定：應當認定為有立功表現(xiàn)的情形中包括“協(xié)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(包括同案犯)”等�！霸谛乱�(guī)定出來之前判處，援引當時有效的司法解釋應該沒有什么問題�！鳖櫽乐艺f。
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勞東燕也認為，犯罪分子協(xié)助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，能有效減少司法機關的工作量，節(jié)約執(zhí)法資源，因此，可依法從輕、減輕處罰。
對于原告未被通知開庭的問題，上述廣東省高院接受記者采訪的法官說，原告沒有上訴，就不會通知他們。但是，有時候，作為原告上訴人，盡管沒有上訴，法院為了化解矛盾，原告提前提出要求了，一般也會通知他們出庭。
此案中，被害人家屬提起了上訴。閱看了此案兩份判決書的顧永忠表示，該案中，被告人家屬在民事案件中提起了上訴，二審法院不通知家屬參加二審活動，“如果事實確實存在，應該屬于程序違法”。
顧永忠說，周飛龍的家屬在此案的刑事部分是被害人，法院也應當通知家屬，“參與不參與是他們自己的事情，他們有權參與，但可以不參與，不能不通知他們”。
(原標題：一起死刑改判死緩引發(fā)的爭議)
專家態(tài)度
少殺慎殺應與司法救濟并進
自李昌奎案激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后，社會上出現(xiàn)了一股“改判死緩翻案風”，云南昆明、安徽宿州、廣東揭陽、河南南陽等地都出現(xiàn)了被冠以“某省版李昌奎案”的法院判決事件，這些案件中的主要被告人大多一審被判死刑，二審則因為改判死緩引發(fā)被害人家屬的不滿及社會的關注。
李昌奎案也在法學界產(chǎn)生了分歧。一派觀點認為，云南省高院對李昌奎案的再審是正義的伸張，另一派則認為，云南省高院啟動的再審不符合法律程序；一派認為，云南省高院二審時改判李昌奎死緩體現(xiàn)了“少殺慎殺” 的刑事司法原則，是一種進步，另一派則認為，對于李昌奎“當殺不殺”，是在奢談生命敬畏，不顧具體國情。
類似的相關案件，從背后暴露出來的問題看，還不僅僅是“少殺慎殺”的刑事司法原則遭遇了民間“殺人償命”的樸素正義觀念的問題，更深層次的糾結在于，民意與司法如何統(tǒng)一，既讓司法尊重民意，又不會導致民意干涉司法。
對于這類案例，究竟該如何看待，為此，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了多位法學教授及刑事辯護律師。
“少殺慎殺”與“當判必判”
對于周飛龍家屬稱此案為“廣東版李昌奎案”的說法，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教授顧永忠并不認同。
他認為，兩案有三點不同：第一，李昌奎案殺死的是兩人，后果極其嚴重殘忍。在司法實踐中，如果故意殺死兩人，一般會判處死刑。第二，李昌奎案情節(jié)極其惡劣，主觀惡性極大，兩名被害者沒有任何反抗能力。第三，李昌奎之所以再審改判死刑立即執(zhí)行，是因為之前不判死刑并沒有法定情節(jié)。
“按這三條來對照，這個案件恰好都不一樣，該案致死一人，沒有李昌奎案后果那么嚴重。另外，廣東省高院改判時認為唐海燕具有法定重大立功情節(jié)。所以我認為這兩個案件不能簡單類比�！鳖櫽乐艺f。
李昌奎案后，“少殺慎殺”這一刑事司法理念獲得了更廣泛的傳播。進入21世紀，“保留死刑，嚴格控制和慎重適用死刑”，成為了最高法院奉行的司法政策，尤其是最高法院2007年1月1日收回死刑核準權后，更加大了對死刑案件的把控力度。
2010年，最高法院還頒布了《關于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見》，明確宣布要依法嚴格控制死刑適用，提出“對于因戀愛、婚姻、家庭、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(fā)的犯罪”，“應酌情從寬處罰”。
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的人士都認為，減少和廢除死刑是世界文明的大潮流，尤其在中國死刑趨多的情況下，“少殺慎殺”作為死刑政策和刑事司法原則，應當在司法活動中堅持。
然而，“少殺慎殺”與中國幾千年來的殺人償命這一傳統(tǒng)觀念存在矛盾，這一矛盾該如何解決？
顧永忠說，兩種觀念有沖突是客觀現(xiàn)實，但現(xiàn)代司法顯然不能遷就傳統(tǒng)觀念。“對傳統(tǒng)觀念，需要社會方方面面，包括法制宣傳教育、媒體報道等，從正面解釋引導，轉(zhuǎn)變殺人必須償命的觀念”。
清華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勞東燕也認為，現(xiàn)代司法不應當提倡酷刑和嚴刑，刑罰的目的在于預防，要起到良好的預防效果。如果殺一人就判死刑，有時候反而會給犯罪分子“殺一個也是死，殺10個也是死，反正都是死，還不如多殺幾個”的想法，“判處更多的死刑，只會增加暴戾之氣，增加社會問題而不能解決問題”。
然而，也有聲音擔憂，離開具體國情奢談生命敬畏，當殺不殺，當判必判，將無法維護社會公平正義。
北京市京鼎律師事務所刑辯律師張星水就認為，唐海燕案改判有些牽強，二審法院在適用法律依據(jù)上值得商榷�！皳尳贂r殺人，圖財害命，焚尸滅跡，情節(jié)特別惡劣，犯罪后果特別嚴重，被告人主觀惡性極深，人身危險性極大，我認為少殺慎殺不適合這類案件�！�
張星水說，殺人償命，欠債還錢，可謂天經(jīng)地義，無可厚非，幾千年來的傳統(tǒng)觀念到現(xiàn)在并不是說過時就過時了。在司法審判中不考慮傳統(tǒng)觀念，突破底線，就是對善良人的傷害，就有可能會放縱犯罪，甚至導致為非作歹的惡人逍遙法外。
確實，有學者在研究中發(fā)現(xiàn)，“少殺慎殺”這一刑事司法理念被秉承后，在一些地方法院，死刑開始由過去的“擴張適用”轉(zhuǎn)變?yōu)椤澳懿挥帽M量不用”，“寬嚴相濟”一邊倒地向“寬”傾斜，對于不能明確是否該判死刑立即執(zhí)行的案件，地方法院傾向于判死緩。
此外，由于法官自由裁量權缺乏有效約束，導致案情相似的案件在判罰上尺度掌握也不一致，出現(xiàn)了明顯的不平衡。
對于這種司法實踐上的不統(tǒng)一，民眾無法理解，認為其中一定出現(xiàn)了司法不公和司法腐敗。
在唐海燕案中，被害人的妹妹周來鳳就產(chǎn)生了這樣的懷疑，她的判斷依據(jù)是：“一審開庭時，唐海燕的家人明顯穿得比我們好。如果不是有黑幕，廣東省高院也不會改判�！�
顧永忠也注意到了這種不統(tǒng)一，他說，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復核權后，對于判處死刑立即執(zhí)行的案件做到了統(tǒng)一尺度。但從司法程序上來說，只有判處死刑立即執(zhí)行的案件才會提交最高法院復核，判處死刑不立即執(zhí)行的案件到不了最高法院，這造成各地在判處死刑緩期執(zhí)行上又存在一些差異，甚至有些案件判處的結果比較懸殊�！拔以缇椭鲝堖^，在判處死刑緩期執(zhí)行的案件中，應當再總結出若干種情況，如果達到了判處死刑立即執(zhí)行的情況，而地方法院擬判處死緩，應當上報最高法院統(tǒng)籌協(xié)調(diào)，由最高法院統(tǒng)一掌握這部分案件的判罰尺度。通過這種措施，可以防止、糾正各地在掌握不殺尺度上出現(xiàn)的偏差�！�
勞東燕也認為，判罰統(tǒng)一性的問題確實容易導致民眾迷惑和社會關注，她建議最高法院應進一步引入判例制度，更充分詳盡地公布指導性案例，作為地方法院的指引和參考。
國家司法救濟制度亟待完善
有聲音認為，如果單方面強調(diào)被告人的人權，而缺乏對受害者的安撫，救濟和福利不能跟進，廢除死刑就是一種偽善。
張星水律師就表示，如果只貫徹“少殺慎殺”，不同時強調(diào)對被害人的利益的保障，那么，對于被害人家庭而言，就又增加了一層傷害。
北京問天律師事務所律師周澤也表示，國家司法救濟制度的缺失，往往使得遭受刑事司法案件侵犯的受害人家庭陷入困境�！斑@類案件的被告人十有八九沒有履行賠償?shù)哪芰�，被害人家庭落入人財兩空的境地，如果這時候由死刑改判死緩，很容易導致被害人家庭的強烈不滿，甚至因此走上信訪道路�！�
國家司法救濟缺失的問題，在李昌奎案中就有體現(xiàn)。據(jù)報道，由于李昌奎家境貧困，盡力賠償也無法達到賠償額，而被害人家庭也特別貧困，即便獲得云南高院的5000元救助，也與所主張的30多萬元民事賠償相去甚遠。
唐海燕案中，雖然周飛龍家屬的民事訴求中，有82萬元獲得法院支持，但由于被執(zhí)行人沒有履行能力，家屬沒能從被執(zhí)行人那獲得一分錢賠償，只獲得了來自廣東省高院的5萬元司法救濟款。
事實上，從額度來看，這還算多的，在云南，每次救助的最高限額才5000元。
勞東燕說，從此案來看，被害人家屬提出，“要么殺人償命，要么賠錢”，說明如果能進行有效的司法救濟，改判死緩的壓力會小很多，殺人償命的傳統(tǒng)觀念也會慢慢地發(fā)生改變。
“應當考慮建立國家層面上的司法救濟機制，因為國家有保障公民安全的責任，發(fā)生刑事案件后，國家也有一定過錯，需要承擔一定的責任。如果被告人沒有能力賠償，國家至少應當出面妥善解決受害人家庭中老人贍養(yǎng)和小孩撫養(yǎng)的問題，做好善后工作。”勞東燕說。
周來鳳告訴記者，目前，兩個老人和兩個小孩都進了低保，但額度很低，不足以贍養(yǎng)老人，撫養(yǎng)小孩。
勞東燕介紹，國家目前還沒有統(tǒng)一的司法救濟制度，只是一些地方在進行試點，這種試點也是零散性的。各地的賠償金額也不一致，甚至同一個地方，會出現(xiàn)被害人大鬧多救濟、小鬧少救濟的情形，這等于在變相鼓勵被害人家屬去鬧。如果建立了國家層面上的統(tǒng)一的司法救濟機制，這種問題就能夠得以較好地解決。
顧永忠則告訴記者，據(jù)他所知，中央新的司法改革方案已將國家司法救助作為下一步考慮的問題，這一制度建立后，將有利于讓受侵害者得到救濟，也有利于“少殺慎殺”司法理念的推行。 |
